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 〉摘要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 〉摘要

傅樂成

漢唐史論集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台北市：聯經出版，1977）

一、      唐代文化的淵源

   唐代文化有上承南北朝的，為老莊思想，受到外族影響的，則為佛教和胡人習俗，中國儒學受這三種文化壓抑至唐代後期才有復興的機會。[1]

 魏晉南北朝造成清談之風原因有，是東漢經學崇尚考據，以及東漢末年政治黑暗，造成社會上的反動思想，一是崇法務實的法家思想，一是率性自然的老莊思想。[2]

  清談者可分為三個類型，一是受到東漢末年鄉黨清議影響，不敢議論朝政，以評論人物分析人才為重心；在魏正時代始，何晏、王弼以道家的思想來解釋儒家的典籍，作為清談的主要內容；以後以阮籍、稽康為代表，以行為放蕩、不拘禮節，對當時竄竊者所提倡的禮法加以諷刺。[3]

學者提到，「清談與道教，都與老莊具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同時又受到佛教的影響，而漸變其理論和儀式。」[4]

學者提到，魏晉南北朝時的佛教宗派可以分為成實、淨土、三論、律、禪、天台六宗，當時的佛教雖然盛行，到時佛學高僧多著重於佛經翻譯和教義傳播，而沒有對佛經深入研究。[5]

受到胡人影響的社會風氣有三，一是因為胡人君主受佛教觀念影響而好殘殺；二是受胡俗男女地位較平等以及老莊思想的影響，而有淫亂之風；三是胡人入主中原欲宰制漢人，南朝士人重視門第和權位的保持，而有過度的功利主義。[6]

二、      唐代的佛化與胡化

唐朝士大夫大多生活放縱、不拘小節，主要原因是受到魏晉以來老莊思想的影響。[7]

      從好的方面看，自魏晉以降，思想界脫離儒家的束縛而得到解放，同時又注入胡族的勇敢進取的精神。佛老思想與胡人習俗，經數百年的揉塑混合，乃能下開隋唐的盛世，文治武功，均極輝煌。從壞的方面看，儒學究不失為維持社會政治秩序的較好辦法，儒學既衰，以佛老胡俗形成的政治秩序，始終動盪不安。[8]

三、      唐代民族思想的滋長與儒學的復興運動

中唐以後民族思想發達原因，一是受到外族的叛亂與欺凌；二是科舉發達，注重中國文化而輕視胡人文化。[9]

  玄宗以後，對異族防範，也轉為歧視異族文化將領由異族擔任變成文人擔任，一是玄宗時意圖開邊，以胡人為延邊節度使；二是安史之亂以後，對武人顧忌，使宦官可以出任監軍；憲宗時，中央嫡系藩鎮的節度使由宦官推薦，以文官擔任；

文宗時對投降的回鵠人有所防制。[10]

  佛教在中國受到科舉考試與中國人家族觀念的抗拒，在安史之亂以後禪宗盛行，可以說是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妥協。[11]

  「事實上自韓以後，儒學與佛學的關係日趨密切，漸至於融合。而韓的弟子如李翱等以及後來的宋儒，也都採韓愈的態度，他們的儒學，雖以兼採佛學，但仍堅不承認受佛學的影響。」[12]

四、       宋代中國本位文化的建立及其影響

 

  「宋人提倡文人政治，科舉轉盛，而儒學益尊，科舉制度逐漸成為發展儒家思想學說的工具。加以外患不斷，宋人的民族意識也日益深固。民族意識、儒家思想和科舉制度是構成中國本位文化的三大要素，這些要素都在宋代發展至極致。」[13]

  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的不同

      唐代文化以接受外來文化為主，其文化精神及動態是複雜而進取的。唐代後期的儒學復興運動，只是開始風氣，在當時並沒有多大的作用。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諸家，已漸趨融合，漸成一統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禮學產生，其文化精神及動態亦轉趨單純與收斂。[14]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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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作者再把這篇文章出成書，又向出版商拿了幾十萬甚至百萬，這就是現代的學術文化。

好在儘管不多但還是有好的學者，差一點的把研用經費做為私用，結果法院還是認定無罪。

台灣公民應要求這些人研究經費只能做為研究用途，不要再亂花納稅人的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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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台北市：聯經出版，1977），頁339。

[2]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台北市：聯經出版，1977），頁340。

[3]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台北市：聯經出版，1977），頁341。

[4]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台北市：聯經出版，1977），頁343。

[5]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台北市：聯經出版，1977），頁347-348。

[6]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台北市：聯經出版，1977），頁3449-51。

[7]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台北市：聯經出版，1977），頁353。

[8]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台北市：聯經出版，1977），頁361。

[9]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台北市：聯經出版，1977），頁361-362。

[10]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台北市：聯經出版，1977），頁363-365。

[11]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台北市：聯經出版，1977），頁366。

[12]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台北市：聯經出版，1977），頁371。

[13]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台北市：聯經出版，1977），頁372。

[14]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台北市：聯經出版，1977），頁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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