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家銘
二 醫僧的出現和形成原因
1. 佛經鼓勵
2. 兼學醫術
3. 醫療不足
4. 傳統文化的影響
二、醫僧的出現和形成原因
在佛教東傳的期間，除了在上層的流傳吸引王公貴族信奉，在下層百姓間亦吸引人民投入造塔、造寺的活動。隨著出家僧人的增加，也會吸引各行各業的人材加入，其中就會包括一些名門子弟，他們中間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和教育條件接受種種訓練，也包括基礎醫學知識，能夠對較輕微的疾病給予幫助，但是那種不知原因的疾病或者是疫病就得求助於宗教信仰了。我們要就當時代的社會背景和宗教思想方面探討為何在此時會有僧醫的出現。
1. 佛經鼓勵
在佛經中有「七福田」的說法，道端良秀提到，「西晉年代所翻譯的一本『佛說諸法福田經』，有關七福田的敘述如次：『佛告天帝，彼有七法，廣施名曰福田，行者得福即生梵天。何者為七？一者興立佛塔僧房空閣。二者因果，浴池、樹木、清涼。三者常施醫藥療救眾病，四者作堅牢船濟渡人民，五者安設橋樑過渡贏弱，六者近道作開渴乏得飲，七者造作廁施便利處。』」。[1]在佛教思想中，除了造塔、以及建造社會福利事業救濟貧困之外，如果常常施醫藥給病苦的人亦可以獲得「功德」。
在看病福田方面，梵網經謂：「八福田中，看病福田為第一福田。」在佛教經典中也有許多是談及病因觀與治療方式，道端良秀再次提到，「在許多的佛經中，有為數不少的醫書載列其中；一如前文所提，最顯著的則有：『四分律』、『五分律』、『十誦律』、『摩訶僧祇律』、『有部律』等律藏諸書，其中對於疾病的種類與原因，乃至治療方法或藥劑等都有很仔細的說明。[2]」。
他又提到，「只就有關治療方面的經典名稱，在大正藏中即有：吳竺律炎的『佛說佛醫經』，『佛說小兒經』，宋沮渠京聲的『治禪病秘要』，唐義淨的『佛說療痔經』、『佛說呪時氣病經』等，即為其一般。」。[3]此外，學者提到當時由僧人所書寫的經籍除了受到印度醫學的影響之外，也將中國醫藥的觀念納入道佛教病因觀之中，例如五行的概念。[4]
他又提到，「只就有關治療方面的經典名稱，在大正藏中即有：吳竺律炎的『佛說佛醫經』，『佛說小兒經』，宋沮渠京聲的『治禪病秘要』，唐義淨的『佛說療痔經』、『佛說呪時氣病經』等，即為其一般。」。[3]此外，學者提到當時由僧人所書寫的經籍除了受到印度醫學的影響之外，也將中國醫藥的觀念納入道佛教病因觀之中，例如五行的概念。[4]
2. 兼學醫術
佛教醫學不同於傳統醫學，在於佛教把致病的原因分為六種(如四大不調、鬼魔、業障等)，所以在六朝時出現一些未知的疾病與傳染病，以及當時的人依然還普遍留有漢朝時採用巫覡治病的情形，人們會在眾多的治療方式中，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醫療方式，所以佛教病因理論所形成的治療方式會被民眾採用。
在佛經的鼓勵的因素之外，從當時情況來看，透過醫療的方式來可以使百姓能夠接受僧人傳佈的宗教，因為佛教在當時尚屬外來宗教，人們或許在初期會因為陌生感而加以排斥，所以說，如果當時人們如果接受佛教治療法，因為「醫療也是一種文化」，表示他們也能接受佛教，改變原來的看法，也使僧人改變與社會的關係，使佛教的傳佈更為順利。
學者提到，因為印度佛教是在森林中修行，故僧人本身也必須學得一些醫療方法，當外國僧人至中國時，也會保持這種傳統。[5]
學者提到，因為印度佛教是在森林中修行，故僧人本身也必須學得一些醫療方法，當外國僧人至中國時，也會保持這種傳統。[5]
在《高僧傳》中亦有一記載，當時有一位外國僧人求那跋陀羅，本是婆羅門人，幼學醫方咒術天文曆算，
齊時僧人釋道豐除研讀佛教經典以外，亦對其他方術有所研究，在《法苑珠林》中記載到
齊相州鼓山釋道豐。未詳氏族。世稱得道之流。與弟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 求利養。或云。練丹黃白醫療占相世之術藝無所不解。[8]
在當時有何具體情形，于法開，其祖述耆婆通醫法，而他對於「婦科」也有所了解，當時有一婦人欲以巫術治病，于法開「令先取少肉為羹進竟因氣針之」，則胎兒順利出生。
于法開。不知何許人。事蘭公為弟子。深思孤發獨見言表。善放光及法華。 祖述耆婆妙通醫法。嘗乞食投主人家。值婦人在草危急眾治不驗舉家遑擾。開曰。此易治耳。主人正宰羊欲為淫祀。開令先取少肉為羹進竟因氣針之。須臾羊膜裏兒而出。升平五年孝宗有疾。開視脈知不起不肯復入。康獻后令曰。帝小不佳咋呼于公視脈。亘到門不前種種辭憚。宜收付廷尉。俄而帝崩。獲免還剡石城。[9]
趙沙門單，敦煌人，欲至山谷修行，後不食五穀七年只服草藥，其要善治目疾，僧人製作藥物送給人，
趙沙門單或作善。字道開。不知何許人也。別傳云。燉煌人。本姓孟。少出家。欲窮栖巖谷故先斷穀食。初進麵三年。後服鍊松脂三十年後唯時吞小石子。石子下輒。復斷酒脯雜菓。體畏風寒唯噉椒薑。氣力微弱而膚色潤澤。行步如飛。……絕穀七載常御雜藥。藥有松脂茯苓之氣。善能治目疾常周行墟野救療百姓。王公遠近贈遺累積。皆受而施散。[10]
在梁武帝時有一僧人，曾經任當時的太醫令，他本身亦瞭解中醫的醫療方式，且在治療時，可以看出主要是以中醫的觀點謂患者作治療。
僧垣幼通洽，居喪盡禮，年二十四，即傳家業．仕梁為太醫正，加文德主 梁武帝嘗因發熱，服大黃．僧垣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梁元帝嘗有心腹病，諸醫皆請用平藥．僧垣曰：「脈洪實，宜用大黃．」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因而疾愈．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十萬貫，實百萬也．[11]
佛教徒的除了懷有出世的理想，更具有對現世的關懷，因此才能在各地以自己的方法語藥方為人們治療疾病。陳邦賢進一步提到，在這個時代，著名的醫學家，不僅是士大夫，就是佛教徒，在傳教的餘暇，也能研究醫理，……也能辨析醫方，調製丸散，實在是漢代所沒有的現象。[12]
3. 醫療不足
朱大謂提到，「朝廷救濟對缺醫少藥的災民固然是件好事，但第一，救濟的次數畢竟不多。第二，救濟的區域畢竟有限，所以並不能使百姓的醫療條件有多大的改善。[13]」，醫療設施不足加上自然災害的流行，也會危害到國家與社會的穩定。
當時的災害情形，從道端良秀統計中可以看出魏晉時期的自然災害平均每年達到一點五次。在魏晉二00年間，災害也有三0四次，包括：水災五十六次，旱災六十次，蝗災十四次，窇害三十五次，風災五十四次，疫災十七次，震災五十三次，霜雪災二次，農荒十三次。在南北朝的一九六年之間，災害共有三一五次，大約每年有兩次，包括：水災七十七次，旱災七十七次，蝗災十七次，雹害十八次，風災三十三次，疫災十七次，震災四十次，霜雪害二次，農荒十三次。[14]
南北朝代的醫療救濟，道端梁秀提到，『「南齊書」第二十一卷，武帝太子文惠與弟竟陵王子良，同好佛教，設立六疾館以收容窮人的收容所。也像是一座療養院，這與著名的唐代悲田養病坊同其性質，在文宣王子良「施藥記」中也有記述。
針對南朝齊的六疾館，北朝北魏的宣武帝，在永平三年(五一0)，也設立了療養所，把京畿內外的疾病患者通通收容在此，加以治療。』[15]而當時官方所救濟的次數不多，而且設立救濟的社會福利事業亦不普遍，所以寺院與僧人所提供的醫療填補了官方的地區性醫療單位的不足。
針對南朝齊的六疾館，北朝北魏的宣武帝，在永平三年(五一0)，也設立了療養所，把京畿內外的疾病患者通通收容在此，加以治療。』[15]而當時官方所救濟的次數不多，而且設立救濟的社會福利事業亦不普遍，所以寺院與僧人所提供的醫療填補了官方的地區性醫療單位的不足。
4. 傳統文化的影響
學者提到，在漢朝的時候，人們認為鬼神可以左右人們的禍福，所以會祭拜鬼神，希望從鬼神那裡得到祝福，祈求自己的生活順遂，身體健康。
當佛教進入中國以後，佛教的內涵被認為與道教和方術的理論接近，所以教能夠被傳統社會所接受。
在林富士對於漢代研究中，考察東漢末期疾疫猖獗，發現巫祝祠廟相對地興旺，江南祀奉蔣子文，山 城陽景王，其他小地區的怪神如《風俗通義》記載的鮑神君、李神君和石賢士神都有治療除疾的靈驗。而當時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以及其他道團製作符水或藉著祝壽為人治病，有些道士也傳授導引行氣等養生術，新傳入的佛教則多靠持咒誦佛以救助病痛。他推求而得的結論是，漢末三國道團之崛起和佛教之迅速傳播恐怕多與當時的疾疫橫行有不可分割的關係，究其原因，大概是民間相信疫鬼的緣故吧。[17]
在林富士對於漢代研究中，考察東漢末期疾疫猖獗，發現巫祝祠廟相對地興旺，江南祀奉蔣子文，山 城陽景王，其他小地區的怪神如《風俗通義》記載的鮑神君、李神君和石賢士神都有治療除疾的靈驗。而當時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以及其他道團製作符水或藉著祝壽為人治病，有些道士也傳授導引行氣等養生術，新傳入的佛教則多靠持咒誦佛以救助病痛。他推求而得的結論是，漢末三國道團之崛起和佛教之迅速傳播恐怕多與當時的疾疫橫行有不可分割的關係，究其原因，大概是民間相信疫鬼的緣故吧。[17]
在漢朝時人們所採用的巫醫和其病因觀，似乎與佛教所提到的方式沒有不同，或許是因為如此而容易被人接受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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