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9日 星期二

丁韙良的《天道溯原》


丁韙良的《天道溯原》




丁韙良~wiki
劉家銘


一、人物背景[1]
      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出生於18274月十日,於1916年卒於北京,是一位蘇格蘭裔的印第安人。

       幼年時的教育背景對他的人生觀影響甚大,他幼年是在父親與鄉鄰成立的學校就讀,而這所學校的教學內容為,「這所學校在創辦時只設有修辭、邏輯、基本教學及聖經等課程」。他在幼年時展露語言的天賦,長於希臘文,使得他在中國時可以迅速的學會寧波話與當地人交往,並且使用中文撰寫宣教小冊。

        他從印第安那大學畢業之後,依父親願望在1846年秋天進入設於印第安那的紐阿本尼長老教會神學院(Presbyterian Theological Seminary at New Albany)

        該校的教育宗旨是,『該校的課程注重聖經語言、猶太及基督教歷史,並熟練反對自然神論(Deism)諸項辯證,培養利用聖經以維護長老會信條的能力,並對「自然的、教誨性的、辯證的及決疑的神學」加以研究,以及諸道牧會所(Dastoring)諸項實際技巧的訓練。』[2]

        從他的成長背景和學習過程中,我們比較能夠理解日後他在中國傳教時,為何會利用科學知識來論證基督教思想的正確性,以及基督宗教本身和中國傳統信仰有何差異。

      『韙良已經知道如何運用科學去支持他自幼即被教導的宗教思想,此時他對自然科學科學與宗教之相互依存關係已具有一些明確的觀念,他在紐阿本尼長老教會神學院畢業時所發表的畢業演說,即以「物理科學的運用-以之作為傳教士的裝備(The use of the Physcial Scienses as an Equipment of the Missionany)」為題,可知他對這方面興趣之濃厚』,

        1850年春時,丁韙良偕其兄Samual Nrwell Martin及其妻離美來華,當此之時,中國正處於內憂外患、動盪不安的局勢[3]。他的學術專長中,能夠與當時中國欲富欲強的變革思想契合,中國統治階層「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方針,也使得具有科學知訓練的傳教士容易與中國的官員接觸之外,也方便傳教士能至上而下的傳教。

二、社會背景
      1862年清廷創立同文館,目的是為了培養翻譯的人材,丁韙良翻譯《萬國公法》、《中國古世公法論略》,除了注重外國語文的課程之外,還留意科學技術學科的實習,其中包含了基礎的數理知識、機器原理、物理化學以及天文曆法。

       擔任總教習(1864~1894)的丁韙良在此時著有《格物入門》、《格物測算》、《中國古世公法論略》、《同文津梁》、《西學考略》等書

三、以科學知識證道,說明與儒釋道文化的衝突
       他在抵達中國後,用寧波話向當地人講道,而《天道朔源》一書就是他講道的內容集結而成。由於基督宗教的一些基本核心觀念,例如,上帝於七天內創造世界、聖母瑪麗亞純潔受胎、人有原罪、耶穌死而復活、等等的觀念,對於當時處於傳統思想的社會中,並不容易被人理解與接受,其中一些較具有爭議性的觀點,例如不可以祭拜偶像、不可以祭拜祖先、上帝是惟一真神、人只存在一生等,與中國傳統信仰產生了嚴重的分歧。

        在書的上卷中他提到,「欲人各得其實證,而共信其道,與我同儕同得救耳。夫吾西人非不究而驟信之也,蓋致知必先格物,窮理在乎推源。」[4]西方人在接受基督教思想並非完全都是感性的接受,而是先經由理性的思考與理解,自然而然的,他自己就必須想辦法用科學觀念說服當時的中國人民基督宗教的教義即使用現代的科學觀念也能夠完整的加以解釋,也就能使中國百姓能夠加以接受和理解。

       他在上卷中,利用了物理觀念「雖於太初鼓原氣以造天地,亦未嘗棄絕之,乃仍寓其中,而御其變化,經云,萬物本之由之歸之,又云,神為萬物之父,宰萬物,貫萬有,居爾中,即此之謂也。」[5],藉由萬物形成之後為一有機體,所以會有一最高精神加以統馭。

       用五行的觀念,「如養氣與輕氣合而生水,與硝氣合而生火,與炭精合而生火……,非大造化工,意欲創造世界,先自無而化有,備諸原質以成萬物哉。聖經所云,天地以主之命而造,有形由無形而出,其信然哉。」[6],說明事物的形成必從無至有,所以必先有上帝為主宰。

        在下卷衍生其義,說明基督宗教信仰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不同處,並加以說明,如人的一生是神對於人的試探,從中了解此生命的本質,故僅此一次即可,不用重複試探;而瑪麗亞純潔受胎乃因耶穌為天子,故不必負擔人類始祖的原罪,所以不能如人類受精懷孕。



丁韙良和他的學生~wiki

結語

       雖然他是以傳教的目的寫這本書,但是利用科學知識來證道符合當時中國急切求取西方知識的風氣,使當時百姓不會因懷疑和恐懼的心理加以排斥,而本書在當時也被清朝的官吏加以閱讀,除了使他們增加對基督宗教的理解之外,更大的好處是使當時來華的傳教士能夠被清朝的中央官員信認並委以重任,連帶的或許也使得基督宗教的傳播能夠更加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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