掠奪與貿易的負面關係：經濟學家不同於政府的觀點

掠奪與貿易的負面關係：經濟學家不同於政府的觀點

劉家銘

前言：

在海盜傳奇影片中，描述到海盜的掠奪行為是具有極大利益。另外，彼此處於交戰狀態的海權強國也默許本國籍的海盜掠奪，用以打擊對方實力。

    在影片中提到英國王室會對別有功績的海盜加官進爵，從表面現象來說，它給人一種支持並鼓勵海盜掠奪行為的感覺。但是我們從鄭芝龍在對明、清朝廷招撫的過程中反復無常，從這一例子中，我們得知海盜是以獲取最高利益為最高的宗旨，當歸順政府時可以使自身的獲利超過損失，則他們會選擇歸降，而非為民族國家強大的崇高理想[1]，下文當詳述之。

 

  一、金銀是否為真實財富？

在《國富論》卷一‧第一章中，Adam Smith討論到商品的價格時，以為人們是以自己的勞動而非金銀買到任何商品，而商品的出售為製造者帶來利潤，以此收入來購買食品、原料、付薪水、或者擴大生產。所以昂貴商品需以較多的勞動力取得，所以勞動才是衡量商品價格的標準。[2]

Barbon認為，貨幣是法律所創造出來的想像價值，而金銀只是一種商品。一個國家是否富裕，並不取決於金銀的流入，而是取決於該國人民供給衣食的職業的多寡。[3]

  二、西班牙可否禁止金銀外流？ 

Adam Smith提到，

因為每一種金屬在每個礦坑的價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世界上實際開採中且蘊含最豐富的礦坑的產地價格所牽制，因此在大部分的礦坑，他的價格在抵償了開採的費用之後，不可能會有很多的剩餘。所以，它不太可能提供很高的地租分給地主。於是大部分礦坑分得的地租，只占卑金屬價格很小的比例，當然在貴金屬的價格當中，地租所佔的比例就更小了。[4]

Thomas Man提到西班牙在許多國家有貿易支配額，可以獲得生活所需物品。但是西班牙人不以財寶來抵付，而是透過與西印度財寶、東印度的香料與珠寶、基督教國家的產品做轉口貿易，防止金銀的運出，使其他國家強大。[5]

    Adam Smith提到，當時載運金銀的國家不限於西班牙，各國都有金銀的轉運船、交易船，都裝載了大批的金銀，各國之間進行金銀供需的調節。[6]既然如此，英國是否必須在英國與北美殖民地之間進行轉運，

Adam Smith提到，

    金銀如此過剩，一個必然的後果是金銀價格便宜，這等於說其他一切商品價格昂貴；這種便宜妨礙農業與製造業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發展，使外國在給他們供應幾乎所有種類的製造品，乃至許多初級產品時，比他們自己在國內製造或種植時所必須索取的數量少。[7]

三、掠奪行為是否可以增加社會的整體收入？

Adam Smith提到，「城市的海外貿易業所獲得的好處，完全在於從第二種買賣得到的利益。工人的工資，以及各種雇主的利潤，構成這兩種買賣的全部利潤。」[8] 我們由此得知，如果海外貿易被戰爭所阻礙，並非只是損及到商人的利益，也會損及製造業者與工人的利潤。

Thomas Man提到，「如果沒有遠洋遠征，使他們失去可以讚美的熟練工作，那末，他們將取如何鋌而走險的行動，甚而至於：與土耳其人或異教徒結合，擊掠所有的基督教國家。」[9]

Thomas Man提到，「荷蘭人（筆者註：東印度公司）在各十各地突然襲擊、拿補了12隻英國船，給我們以無形的損害與妨礙，同時，很多優秀的英國船員被他殺害，或被俘虜而致死亡。……英國與荷蘭人的最近（筆者註：約1620年代）協定，很可能於今後加倍補償利益。」[10]

Thomas Man提到在當時數量增加的商船對英國有利英國，因為它們擊沈、破壞許多滿載貨物的武裝商船；擊退西班牙Gallions船的進攻；以及殺死西班牙士兵、掠奪西班牙的都市、破壞西班牙的貿易[11]，可以知道當時的商船亦帶有保護國家安全的功能。

四、匯票制度、紙鈔的使用減低金銀的重要性

Adam Smith提到荷蘭人在一次戰爭中取代了法國的海外販賣貿易業務（carrying trade），在法國和英國擁有大量投資，在英國擁有的財產約值四千英鎊（Adam Smith以為有些誇大），並且把過剩的資本拿到比母國利率高的國家借給私人運用。[12]

Thomas Man提到貨幣與匯票的使用，使金銀可以留在國內，供應另外用途所需。[13]

此外，在戰爭時因為敵方封鎖通道，使得金銀與貨物無法進出，造成國內貨幣的不足，因此而擾亂了軍隊的秩序，也使貿易混亂。[14]

相反的，英國在戰爭時期，用於軍人薪俸、購買軍資的花費，非完全使用金銀付款，而是靠輸出商品支應，由英國政府與商人簽訂契約，由商人把產品運往需求高的市場甲，用市場甲商人所開出的匯票來支出軍費。[15]

結論

雙方掠奪，無法使國家之間的剩餘產出做交換，造成人民無法提高收入，並且阻礙社會成本的增加，是各國最不樂於見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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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也有學者對於鄭芝龍的歷史評價提出不同看法，楊士毅認為他是當時東南亞的海運商人，並且促進各國的文化交流，只因和當朝者不合，而被定位為海盜。見楊士毅，《命運與人生》，（台北市：揚智文化出版，1996），頁45。

[2] Adam Smith著；謝宗林‧李華夏和譯，《國富論》，(台北市：先覺出版，2000)，頁50-53。

[3] Nicholas Barbon;sir Dudley North;周憲文譯，《交易論》，（台北市：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1698年9月），5。

[4] Adam Smith著；謝宗林‧李華夏和譯，《國富論》，(台北市：先覺出版，2000)，頁217。

[5] Thomas Man；周憲文譯，《重商主義論》，（台北市：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年3月），頁61。

[6] Adam Smith著；謝宗林譯，《國富論Ⅱ》，(台北市：先覺出版，2005)，頁28-29。

[7] Adam Smith著；謝宗林譯，《國富論Ⅱ》，(台北市：先覺出版，2005)，頁125-126。

[8] Adam Smith著；謝宗林‧李華夏和譯，《國富論》，(台北市：先覺出版，2000)，頁163。

[9] Thomas Man；周憲文譯，《重商主義論》，（台北市：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年3月），頁23。

[10] Thomas Man；周憲文譯，《重商主義論》，（台北市：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年3月），頁25。

[11] Thomas Man；周憲文譯，《重商主義論》，（台北市：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年3月），頁53。

[12] Adam Smith著；謝宗林‧李華夏和譯，《國富論》，(台北市：先覺出版，2000)，頁123。

[13] Thomas Man；周憲文譯，《重商主義論》，（台北市：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年3月），頁97。

[14] Thomas Man；周憲文譯，《重商主義論》，（台北市：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年3月），頁104。

[15] Adam Smith著；謝宗林譯，《國富論Ⅱ》，(台北市：先覺出版，2005)，頁36-37。

德国小提琴家David Garrett 加勒比海盜電影主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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