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許多重大政策的決策過程都是「經濟學家說了算」，連財政專家的意見都經常漠視。譬如服貿案引起國內激烈爭議後，行政院給的立論基礎竟然只是中華經濟研究院一份極端粗略的報告，和「利大於弊」四個字的總結；而針對富人減稅的「稅式支出」歷經改朝換代都沒辦法改。
所有公共政策都可以只從「GDP成長率」或「一元一票」這樣狹隘的角度去考慮嗎？
為了解決假日期間雪隧車潮太擠的問題，政府採取了以價制量的彈性收費辦法。這個辦法確實可以抑制車流量而提高行車速度；假如「縮短行車時間」被看成是一種社會福祉，這個辦法似乎會增加總的社會福祉。問題是，「縮短行車時間」就是在這事件裏唯一該被考量的「社會福祉」嗎？
一元一票」與「一人一票」的矛盾可以通過政府作為來解決，或者緩解嗎？政府通過稅收來遂行所得重分配，就是一個簡單易行且經常有效的辦法。馬蒂亞‧森（Amartya Sen）也指出：政府有能力解決貧窮與饑荒，問題在要不要，而非能不能。
這些案例讓我們了解：「讓市場管理自己」這個口號，絕對不可以讓它膨脹到變成「讓市場管理國家」。
2013年底，在蕭前副總統的強力呼籲下，執政黨掀起了一波「努力加入TPP、RCEP」的運動。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是兩個自由貿易會員組織，分別由美國與中國大陸主導。拋開這兩個自由貿易團體背後的政治目的不論，如果台灣能夠加入其一，就幾乎是一次與10幾個國家簽署了FTA，這對台灣原本落後的FTA 簽署，當然像是大補丸。
簽FTA 也好、加入自由貿易組織也好，都是要推動貿易自由化、國際化。要使台灣經濟自由化、國際化，這是蔣經國總統晚期，由當時的行政院長俞國華所提出。推動這「二化」的核心理念，就是相信「面對國際市場競爭，有利於台灣找到發展方向」。這個理念是「市場機能比政府指導更有效率」的延伸，原則上沒有錯。尤其在30 年前，台灣尚未解嚴且經濟管制甚多，政府老大哥無所不在，許多企業當時還少有國際競爭的歷練。在那個時候政府市場開放，是完全正確的方向。
但是到今天，台灣推二化已經推動近30 年。你若問自由化國際化還是台灣「唯一」的藥方嗎？我可以斬釘截鐵地說：不是！那麼退一步再問，這二化還是台灣當前「最重要」的藥方嗎？老實說，我認為也不是。那麼退兩步續問：為什麼那麼多政府官員還拚命在推自由化、國際化呢？那也許是因為他們在讀書時中了極端芝加哥學派的毒，誤以為市場萬能、誤以為貫徹自由開放，經濟就一定會好。如果有人這樣想，那就表示他們書沒讀通。
再看看歐盟之例：君不見，歐盟諸國開放自由程度極高；如果自由化、國際化真是解救經濟的靈丹妙藥，那麼義大利、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希臘諸國就不會有今天的慘狀。再看看台灣自己：目前除了兩岸人貨有諸多管制，究竟還有什麼不自由的市場？兩岸經貿問題是該面對，但是那就是特殊的兩岸議題，與自由不自由、國際不國際無關。
所以簡單地說，自由化、國際化所主張的開放市場，應該是與產業戰略、產業政策分不開的。可惜的是，台灣政府在推服貿、貨貿時只會說「再不簽，紡織、機械產業就會競爭不過韓國」，但這只是消極論述，與積極的產業戰略截然不同。
所謂的積極論述，就是要回答「我們想利用自由化、國際化這個手段，達成什麼經濟與產業目標」這個問題。前經建會主委陳添枝2014 年10 月接受《天下雜誌》訪問對自由經濟示範區的發言比許多財經官員講得都清楚。台灣目前確實該推國際醫療產業，而為了消除國人對國際醫療可能會對醫療資源衝擊的疑慮，確實該有國際醫療示範區。但這是衛福部為醫療產業該做的事，也該提出推動國際醫療產業的論述，這與自由化、國際化本身無關。台灣也確實該推動農產加值、認證、包裝，創造14 億華人的食品加工產業。但是同理，這是農委會該做的事，也需要示範以消外界疑慮；這也與自由化國際化無關。把這些東西全部塞進一部自由經濟示範區法案，就模糊了原本的產業發展目的，當然也就模糊了以示範區「驅疑」的論述基礎，只剩下「自由化、國際化」的鸚鵡口號。
總之，整天喊「自由化、國際化」背後卻沒有積極產業論述，是治絲益棼的。
我想起一位社會學者說過的話：「當市場經濟控制人的全部生產、交易、分配與生產的時候，人跟人的貨幣關係會越來越厚，而情感關係卻越來越薄。在這樣抽象、無情而唯利是圖的社會裡，還想要靠小政府消除對土地和鄰人的剝削、宰制與欺騙，猶如緣木求魚，難有勝算。」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歡迎留下您的任何意見